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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国皆有法，而无使法必行之法”，所以孔子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人的道德修养、社会伦理准则就是和谐与和平的保障。瑞士著名哲学家孔汉思在起草《走向全球伦理宣言》时，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两点：一个是人道，即孔子说的“仁”；另一个是孔子在人文规则历史中设立的第一个黄金法则，即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

　　孔子教人修文德，立忠信，特别注重推己及人。孔子“一以贯之”的“道”，曾子说就是“忠恕”。孔子认为，现实世界由“太一”化生而来，“分而为天地”，“然后有万物”，然后有男女、夫妇、父子、君臣、上下，然后“礼仪有所错”。处理这些两两相对的关系，需要有忠恕之道，需要有“一”的思维，由修己而推己。

　　儒家注重“人道大伦”，希望推衍“爱与敬”。孔子说“爱与敬，其政之本”，人有爱有敬，才能父慈子孝、兄良弟悌、夫义妇听、长惠幼顺、君仁臣忠；“立爱自亲始”“立敬自长始”，认为修养要从家庭开始，修身须从孝悌起步。儒家的“仁爱精神”“敬畏观念”正是“爱”和“敬”的问题。三国时魏国人刘邵说《孝经》“以爱为至德”“以敬为要道”，他在《人物志》中说“人道之极，莫过爱敬”，说明他把握了儒家学说的精髓。儒学的这些特征，对于人的道德培养，尤其对于青少年的是非观、价值观培育有重要价值。

　　4.“执两用中”与人生的行动纲领和思维指南

　　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中道。孔子讲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”，它是道德准则，也是思想方法，指以不偏不倚、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。“中庸”即“中之用”，就是“用中”或“使用中道”，按东汉郑玄的说法就是“中和之为用”。孔子讲的“中”是“时中”，是根据条件变化而不断调整的“中”。中庸的精髓在于有“经”有“权”，中庸指人在为人处世中不断纠偏的过程。

　　人处在天地之间，就应当效法天、地之道。《逸周书》讲：“天道尚左，日月西移。地道尚右，水道东流。人道尚中，耳目役心。”又说“天道曰祥，地道曰义，人道曰礼”，所以孔子强调说：“夫礼，所以制中也。”“以礼制中”的同时还“以刑教中”，儒家讲德主刑辅，那么怎样以刑辅德？儒家注重德治，但从没有忽视“刑何以辅德”的问题，所以孔子说“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”。

　　在“时中”哲学里，中的标准就是合宜、合理、合礼。“时中”包含两层意思：一是“无可无不可”，一是“无过无不及”。也就是说，一切要以是否合“义”而定。可见，“中庸”不仅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处世准则，也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核心特征。孔子晚年喜《易》，所作《易传》尤其看重“时”与“变”，他强调时中立极，多次说“与时偕行”“与时偕极”。孔子的中道原则追求中和境界，让人不拘泥、不保守，让人不偏执、不极端，让人与时俱进，不故步自封，体现了孔子思想儒学学说的高度与深度。

　　历史总在不断发展，在“损益”中前进。作为一种行为方式，“中庸”有很强的实践性，儒家思想在政治与社会的各方面都包含有中庸思维，体现了“时中”的智慧。作为一种修行方式或自我教育方式，中庸强调至诚无息、择善固执。儒家中道思想注重以人为本，以人性为主体，使个体发展与社会和谐相协调，这是社会法则，也是人道原则。中庸方法是进取的哲学，是和谐的哲学，中国儒学精神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之一。

　　总之，儒学铺染了中国人的生命底色，包含了我们的价值信念与民族精神，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。（作者：杨朝明，系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，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、教授）